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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李泓也曾经试图征辟过他，但是看上去还是过于年轻了；虽然自小就有好学倜傥，尚气节的评价；但为了防止拔苗助长，还是让其连同其他官宦子弟辗转进京，在四门学继续进修。而六品以下的官员子弟，就没有这么多的待遇和条件了。

    但他们同样可以通过，向朝廷献金、纳粟；或是成为不如品流的州县官佐，然后以年资换取参加吏部铨选的资格/举荐名额。因此在这个科举才刚刚起步的时代，官员门荫依旧占据了，仕途的很大一部分比例，科举也未曾达到后世那种显赫。

    当然了，在初唐到中唐这段时间，长期边疆不靖、用兵频繁；虽然不免劳役繁重、疲敝伤民，但也同样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军功出身。由此积累了相应军功，位列人称“勋策十二转”的勋官/武散阶中；由此获得官人身份，可从兵部转为职事官。

    比如在初唐就大名鼎鼎，活到现在还在为国奋战，的传奇人物薛仁贵；就是再投奔将军张士贵的麾下，追随太宗发兵远征高句丽其间，以白衣登城的骁勇之功，引起了观战的太宗注意；从一介卫士直接提举为从五品下的游击将军、果毅都尉。

    此外，还有流外官入品的路径，也就是最底层的胥吏群体，积累了一定年资和功绩；通过书、计、实务的小选，获得踏入仕途门槛的品内官人身份。但是这个出身的下限和上限很低，绝大多数人只能担任县令以下末微佐职，属歧视链末端。

    相比之下，科举占据比例小得多，但含金量公认最高。此外，又有入幕、征辟等特殊的入仕途径；但规模都不大也很难成气候；尤其是越过门荫、科举体制的别敕征辟，更是被视为典型的幸进之途/佞臣首选；而饱受官场之中的排挤和歧视。

    没错，开元天宝年间，李白被征辟为翰林院供奉，就是典型幸进的天子陪臣模式。而狄怀英自并州法曹参军，突然转任东宫，同样也是一种形同幸进的快车道；只是他先后有朝堂大佬阎立本，宰相张文寰背书，自己足够给力，这才免于物议。

    当然了，到了高宗在位的中后期，好大喜功而常年拒谏；对外战争过于频繁，将士被迫疲于奔命；与吐蕃所在的青藏高原，突厥各部的塞外草原、西域列国/安西四镇；与高句丽故土的安东都护府之间；将太宗延续下来的精兵良将糜耗殆尽。

    由此重新征发了大量将士，几乎将立国以来府兵体系抽空在外；如此众多将士犒赏、抚恤不足，就只能用家赠勋官来弥补和鼓励。结果就是由此勋官变得浮滥，最多时以上万计，却不可能都铨选为官，只能压制其迁转的进度，导致信用沦丧。

    因此，也形成了士气不振、屡战屡败，继续滥赏勋官、继续打败战的恶性循环；这也是高宗朝后期几乎此起彼伏和疲于奔命到处救火，不得不放弃众多太宗打下的遗产，转为被动守势的重要原因。太子李弘上位后，很大部分精力就为之善后。

    利用对战吐蕃取胜的声势和影响，继续维持住太宗横扫四夷九边的威势；将一系列未来可能爆发的隐患和内乱根源，努力抑制和消解下去。比如，安抚已降服数十年的突厥各部，避免西突厥的叛乱/重建；预防未来波及到中原腹地的营州之乱。

    在这个基础上逐步的减少，对外用兵和镇压、维持的需求。然后与民休养生息，这句话说起来简单，但是做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，甚至堪称是举步维艰了。因为人力钱粮资源产出，是不会凭空编出来的；这里增加了，其他地方就自然变少了。

    征战有功的将士需要安置和犒赏，发生灾害的地区需要赈济和减免赋税，农田开拓和水利兴修，新政开工的大小项目。此消彼长之下既需要开源节流，也要宏观上的精细计算、运作和调剂，才不会因为一时偏差，变成连锁反应的灾难性后果。

    李泓甚至为此在东宫的名下，以经营皇庄别业的管理人员基础上；自行招募和建立了一个，相当数量通晓数算士人组成的，庞大账簿/财会、审计的团体。并在登基之后，努力将其变成了司农寺名下，类似后世三司使院的前身——度支院。

    但这也等于变相的侵夺了，属于户部、工部、少府寺的一部分权利。尤其是将各地官钱铸造和监管，各地官营贵金属矿山的监管权，都收归到了新部门之后；也在朝堂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和反弹，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才被天子强行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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